（本文首发于2020年1月2日《南方周末》新年特刊“十年·未忘”之“国家命运”）
军改的历史洪流之下，一个抉择摆在了不少军人的面前：去，还是留。对于离开的军人，部队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纽带；对于留下来的官兵，军改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。
原战旗文工团的大院内，往日整洁的道路，已经长出青苔，这让邓祥辉百感交集。“大院里的每一个角落，都能让你回想起当年的一些事情。”光阴似箭，转眼间，邓祥辉已经离开文工团两年了。
2016年元旦，《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》印发并实施，“军改”正式拉开帷幕。其中提及“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”“裁减军队现役员额30万，军队规模由230万逐步减至200万”。
撤销文工团、军队文职人员改革……军改的历史洪流之下，一个抉择摆在了不少军人的面前：去，还是留。对于离开的军人，部队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纽带；对于留下来的官兵，军改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。
邢朝：“实战化是军改的关键词”
正如其他地方一样，军改的大潮也拍打着伶仃洋的西岸。“实战化是军改的一个关键词，也是我们在努力的目标。”邢朝说。
邢朝来到驻澳门部队，已经超过6年，但他仍记得当时的激动之情。邢朝在2004年考入军校，毕业后来到广西“塔山英雄部队”。2013年，驻澳门部队出现一个选派干部的机会，邢朝所在部队也可以参与选拔。
当时，在邢朝的眼中，驻澳门部队充满了神秘色彩，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，驻澳门部队带着神圣的光环。邢朝的指导员曾经调派驻澳门部队，在他的鼓励下，邢朝通过了选拔，来到了驻澳门部队宣传处，并在2019年调任驻澳门部队教导员。
1999年12月20日，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，这天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门部队的“生日”。到2019年时，驻澳门部队已经成立20周年。操场对着赌场、礼堂对着教堂、岗楼对着酒楼，是驻澳门部队20年来的真实写照。
正如其他地方一样，军改的大潮也拍打着伶仃洋的西岸。“实战化是军改的一个关键词，也是我们在努力的目标。”2016年11月，中央军委印发《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暂行规定》，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军事训练就是抓实战化。
澳门营地地形狭小，如何提高训练效果，考验着驻澳门部队官兵的智慧。部队特地增设了模拟训练室，“三大专业”——射击、驾驶、通讯，都可以在模拟训练室来进行相应的训练。再加上每年定期外出驻训，通过模拟训练与实地驻训相结合，保证了驻澳门部队的实战能力。
驻澳门部队还发展出具有澳门特色的训练——爬楼梯。邢朝向南方周末介绍，驻澳门部队刚进驻的时候，连一个自己的营地都没有，只得租用澳门的龙成大厦。部队只能因地制宜，利用楼道来搞训练。虽然后来营地扩充，爬楼梯的传统却保留到现在。
驻澳门部队还走出了国门，参与具有国际化的实战演练。在2018年10月，驻澳门部队参加了“和平使命-2018”中马泰联合演习，经过70个小时的丛林生存，联合演习小组顺利完成演习任务。
军改后不久，驻澳门部队就面临了一次“大考”。2017年8月，澳门遭遇53年来最强台风“天鸽”的正面袭击，偏逢天文大潮，海水倒灌，澳门警力不足，全城告急。
驻澳门部队接到命令后，立即出动千名官兵，协助特区政府救助灾害。“台风‘天鸽’是对我们实战化能力的一次重大检验。”邢朝说。
邢朝全程参与了救灾行动。十月初五街本是澳门最早繁华起来的地段之一，如今却因地势较低而引起海水倒灌，整个一楼的范围都已被淹没，到处都是倾倒的树木，垃圾堆积在街头，与冲上陆地的海洋生物混杂在一起。“那个味道，我这辈子都忘不掉。”
但同样难忘的，还有市民对官兵的感激之情。驻澳门部队官兵逐街逐巷清理垃圾、树木，澳门市民见到官兵，都有一种“终于有救了”的表情。邢朝记得，当政委带着他们救灾时，一户人家正对着一件巨大的物件发愁，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清理。当他们帮忙把物件清走后，户主几乎落泪，握着政委的手：“没有你们解放军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”
邢朝认为，正是驻澳门部队二十年如一的付出，才赢得了澳门民众的信任与支持。2019年8月29日，驻澳门部队顺利完成进驻以来第20次轮换行动。轮换从清晨开始，没有惊扰到市民的日常生活。在驻澳门部队已达6个年头的邢朝，对轮换已经司空见惯，但从新来战士的眼神中，他能够读出，跟他6年多前一样的激动之情。
邢朝（农健/图）
曾立：“转文职后，我还能再干几年”
“我是舍不得离开部队的。转文职人员之后，工作年龄可能延长至65岁，那我还能再干几年。”虽然名义上离开了军队，但曾立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变化，他只是以另一种身份“留”在部队。
脱下穿了多年的军装、换上文职人员专属的“孔雀蓝”制服，曾立颇为感慨。
曾立是国防科技大学教授，2018年12月，在该校首批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宣誓仪式上，他和战友们面对军旗，高举右手宣誓。从此，他不再是现役军官，而是以一种全新的身份，继续为中国军队服务。
2018年，是中国军队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的开局之年，曾立主动递交了转改申请书。国防科大首批入职的436名文职人员中，有115名是由现役军人转改而来。
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文件，2018年，中国军队将安排82358名干部转业地方工作，其中安排4567名现役干部转改文职人员，包括转改师职2人，转改团职106人，转改技术1236人，曾立就属于这1236人之一。
曾立曾在1988年转改为文职干部，当时，他也是首批现役军官改任文职干部。解放军历史上首次出现十多万名文职干部，他们保留军籍，工资水平与现役军官相同，但不授予军衔，不发放军服。这一现象直到1992年才发生改变：军队给文职干部发放军装，制式与现役军官相同，再佩戴上文职干部肩章、领花。后因工作需要，曾立转为专业技术军官，佩戴专业技术大校军衔。
文职人员与文职干部只有二字之差，但意义却完全不同。身为文职干部，曾立仍然有军籍；而转文职人员后，在名义上他已经离开军人编制，成为一名转业军人，现在的正式称呼是“军队人员”。
1979年进入军校，曾立已有四十年军龄。在他眼中，自己是一个“幸运儿”。与他同期的152个同学中，除了56名毕业留校任教的以外，其余全部96人进入一线部队。其中大部分人“军龄”不到十年：有的在“两山轮战”等战场和军事行动中受伤、牺牲;在战后的数十年间，其他大部分也陆续退役，“与这些同学相比，我一直在院校穿着军装教书，干到现在，已经得到了太多。”
57岁的曾立已过了“知天命”之年，他可以维持现状，等待退休，但曾立还是选择以文职人员身份，继续为军队服务。“我是舍不得离开部队的。转改文职人员之后，工作年龄可能延长至65岁，那我还能再干几年。”虽然名义上离开了军队，但曾立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变化，他只是以另一种身份“留”在部队。
曾立惊喜地发现，在现役军人转改文职人员的同时，部队外的民众也越来越重视文职人员这个新的体系，认为这是“从军”报国的一种方式。根据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兵员和文职人员局公布的数据，2019年4月共有24.9万多名考生参加了文职人员考试，平均考录竞争比18：1，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报招比为721：1。
王文佳就是其中一员，王文佳曾在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，在比利时留学八年，获得国际关系硕、博士学位，在曾立眼中条件优越。出身在南下干部家庭的王文佳，在家人耳濡目染和期待下，怀着对部队的情感，毕业归国后选择军校，来到国防科技大学，报考了文职人员，分配到曾立所在单位。在曾立看来，这代表了民众对文职人员的认可。
作为一名军人，曾立对脱下军装感到不舍；但作为长期研究国防和军队发展政策的专家，他知道文职人员制度是正确的决定：“文职人员制度使部队更加专业化，它把非一线的工作交给文职人员，使军队把精力集中于作战。”
曾立（农健/图）
邓祥辉：“把‘战旗’的血脉延续下来”
在邓祥辉看来，现在的事业，是对文工团的一种传承。“战旗文工团没有消亡，至少在我们这儿，它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了。”
战旗文工团位于成都，由战旗歌舞团、话剧团、杂技团等改组而成。六十多年以来，战旗一直是中国西南部的文艺圣地。小说家严歌苓也进过战旗歌舞团，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。
邓祥辉曾是战旗文工团的副团长，2013年，文工团一名老副团长即将退休，上级领导便考虑让邓祥辉接任副团长。邓祥辉一向爱好文艺，当时在原成都军区宣传部任职的他，欣然接受了安排。
4年时间说长不长，却给了邓祥辉太多回忆，也让他见证了战旗文工团最后一代芳华。“有一次，我们到云南一个驻训场演出，演到一个小品时，突然下起了雨。”邓祥辉回忆，“我们有规定，如果下雨时战士不撤，我们也不会撤。战士的作风非常好，都在那里坐着，看完了我们的演出。”大雨滋润了战士与文工团之间的情谊，表演结束后，战士纷纷上前挥手敬礼，车上的团员热泪盈眶。
还有一次，文工团在川藏线上演出，高原地区昼夜温差悬殊，入夜时，已是零下几度。邓祥辉心思细密，发现准备上台的女孩们身着单薄的演出服，冻得瑟瑟发抖。这样的状态怎么能上台？于是他赶紧让炊事班找来一些白酒，让女孩们先灌几口再上台。演出最终圆满结束。
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作为军改的一部分，战旗文工团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。2018年9月28日，国防部新闻局发布消息：“中央军委决定，优化军队文艺力量机构设置，完善结构功能，重建解放军文工团，保留新疆军区文工团和西藏军区文工团，不再保留军兵种和武警部队文工团。”战旗文工团正式走进历史。
面临改革，邓祥辉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前路。尽管他与文工团已有了4年感情，尽管他已经被列为正团职后备干部，但他还是做出了抉择：离开。
当时上级机关的领导很不理解：没见过被列为正团后备，还不想干的。很多战友也劝他：你这么年轻，在部队还有前途。
邓祥辉回忆，“在一个体系里面，如果没了你的用武之地，那么混个职务也没有意义，这时你的选择就是让贤，让军改减少一点阻力。”
2017年7月31日，文工团召开大会，正式宣布邓祥辉退役。他没有选择转业，而是选择利用自己在文工团积累的经验，自主择业。就在退役后一天，8月1日建军节，邓祥辉与两位退役战友一起，创办了一所舞蹈学校，并命名为“战旗美艺”。
在他看来，以“战旗”为名，是把血脉保下来，“不能让‘战旗’就没了”。“我们是战旗文工团的人，我们还是要把这块牌子、这份感情传承下去。”
告别21年的军旅生涯，自主择业，邓祥辉意识到，市场的挑战一点不比军队小。“我们从考上军校那天开始，虽然非常艰苦，但只要坚持下来，你是有保障的。现在出来不一样了，你如果不能适应市场规律，不能实现营收，那就得关门。”
面临市场的压力，邓祥辉放下了团领导的架子。在文工团，邓祥辉与地方打交道时，很多时候可以指派得力干事去对接。如今，他只能亲力亲为，带着员工在大街上发传单、上门推销。有一次他到一个广场前派发传单，被保安轰走了，他趁保安不注意时，又溜回来继续派发。“很多人就会有心理落差，但我心态摆得比较正。”
“我们就这样，各自奔天涯……”出来创业两年，朴树的歌曲《那些花儿》成了邓祥辉最常听的歌曲，歌词常常勾起他在文工团的回忆。在他看来，现在的事业，是对文工团的一种传承。“战旗文工团没有消亡，至少在我们这儿，它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了。”
邓祥辉（农健/图）
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庄俊朗